鳌拜
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当年曾一起盟誓的黄旗大臣这时早已分化瓦解,改变初衷转而投靠多尔衮者(如谭泰)大获好处。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梗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在热播的影视剧中,鳌拜形象给人们留下的都是骄横跋扈、贪婪不法的奸恶形象,他的忠贞梗直这一面恐怕还是鲜为人知的。

鳌拜,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八年(1669),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屡有功。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康熙八年,鳌拜因专擅弄权而被拘禁,不久就死于幽所,为影响清初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天聪八年(1634年),授牛录章京世职,任甲喇额真。崇德二年(1637年),征明皮岛,与甲喇额真准塔为前锋,渡海搏战,敌军披靡,遂克之。命优叙,进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崇德六年(1641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鳌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兵大溃,追击之,擒斩过半。功最,进一等,擢巴牙喇纛章京。崇德八年(1643年),从贝勒阿巴泰等败明守关将,进薄燕京,略地山东,多斩获。凯旋,败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军。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赉赐甚厚。

总体评价

纵观鳌拜的一生,早年战功赫赫,虽偶有波折,但还算是荣宠一时;又历事三朝,辅佐幼主,忠心耿耿。晚年的他本可善终,辅佐年幼的康熙,保全令名。但最后他却因擅权而被革职抄家、身死禁所,可叹可惜。

满洲人是以武立国的,鳌拜本人也不同汉人诗书,因此他看到康熙练布库高兴不一定是因为以为康熙沉迷嬉乐,而是因为看到康熙向满人方向发展而不是向汉人方向发展,书读得多未必就能成一个好皇帝,身体好也很重要,那些练布库的少年也有可能是鳌拜安排的,为的是锻炼康熙的体质,使其不忘骑射根本,康熙能当政61年,和早年炼出的好身体不无关系。

权臣时期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八,年轻的福临就去世了。鳌拜的政治命运进入了一个转折期。顺治对鳌拜的信任在其对后事的安排里体现出来了。顺治立下遗诏,指定由皇三子玄烨嗣位(即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值得注意的是,顺治没有选择宗室亲王担当辅政大任,而是选择了异姓大臣。这也许跟他幼年时期多尔衮专权的经历有关,他不想再出现一位多尔衮来操控子孙的天下。不过,权力也许真是一个魔杖,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鳌拜功臣、忠臣的形象开始渐渐变形,他再也不像从前忠心扶持皇太极的儿子福临那样对待福临的儿子玄烨了。结果,康熙初年,虽然没有了多尔衮,但却出现了专权的鳌拜。

顺治死后,四位辅政大臣曾经在顺治灵前盟誓,表示同心同德辅佐小皇帝玄烨。虽然这一盟誓意义重大,但事实证明四大臣并不能抱成一团,忠心辅主。位居四辅臣之首的索尼是四朝元老,位望隆重,但已年老多病,畏事避祸,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于过问。苏克萨哈属正白旗,原本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苏克萨哈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因此受到顺治重用,在四辅臣中名列第二。正由于苏克萨哈是从多尔衮那边分化出来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鳌拜与苏克萨哈虽是姻亲,二人却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门,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常常附和鳌拜。鳌拜虽然屈居第四,但由于资格老,军功高,常常气势夺人。在这种情况下,鳌拜虽居四辅臣之末位,却得以擅权自重,日益骄横,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康熙初年,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稳定秩序。这些调整包括: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更名田(即被清廷免价给予佃户耕种的明代藩王庄田),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注意整顿吏治,有步骤地打击江南汉族地主阶级,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以存实力,等等。这样,清朝统治者对全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不过,清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却在加剧。康熙初年,清廷内部的矛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

黄、白旗之争。黄、白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清太宗皇太极之时。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不久便将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镶白旗改为正黄旗和镶黄旗,使其地位日益上升。同时,皇太极又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幼子的正黄旗、镶黄旗改为正白旗、镶白旗,使其地位渐渐下降。从此,黄、白两旗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皇太极死后,黄、白旗为争立皇帝,关系紧张,后来虽以妥协告终,但彼此成见甚深。多尔衮是正白旗之主,摄政时就很压制反对他的两黄旗。索尼、遏必隆、鳌拜均曾得罪,或降职,或罢官。顺治亲政,政局一变,黄旗抬头,白旗重又失势。苏克萨哈虽以白旗投靠黄旗,但索尼、遏必隆、鳌拜都瞧不起他。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第二方面

圈地之争。清初圈地时,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将冀东肥沃之地圈给正白旗,而于保定、河间、涿州等处别拨土地给镶黄旗。康熙五年(1666),鳌拜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当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反对换地,以免引起大骚动。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也坚决反对。但索尼、遏必隆则支持鳌拜,形成四辅臣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三方面

鳌拜与康熙之争。鳌拜是一个赳赳武夫,历事三朝,但表现前后有异,原因或许在于他辅佐顺治皇太极余威、余恩犹存,而且顺治也是他力争而立的,所以还能忠心耿耿,可康熙玄烨就不一样了,此时他是三朝老臣,且掌握辅政大权,对年幼的康熙就不那么看得入眼了。这种情形就好像当年阿济格私下称呼顺治为“孺子”一样。不同的是,阿济格还只是背地里表示,而鳌拜却渐渐公然表露。在朝堂之上,鳌拜常常当面顶撞小皇帝,也当着皇帝的面,呵斥大臣。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假如鳌拜遇上个末世也就罢了,其皇帝只能忍气吞声,徒叹奈何,可当时的清廷还处于上升态势,小皇帝康熙也不是等闲之辈,鳌拜如此行事,迟早会下场不妙。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出这把刀,局面很是尴尬而紧张。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鳌拜的跋扈,小皇帝的机智应变,都可以想见。

鳌拜处于这些矛盾的中心。很明显,鳌拜挑起换地事件,用意在于利用黄、白旗积怨,削弱反对自己的正白旗势力,打击政敌苏克萨哈。在打击对手这方面,大权在握的鳌拜可谓轻车熟路。此前他就曾整治过内大臣费扬古费扬古之子倭赫是康熙身边的侍卫,在御前对鳌拜表现得不怎么礼貌,鳌拜对此深为衔恨。康熙三年(1664)四月,鳌拜遂以倭赫等人擅骑御马、取御用弓矢射鹿之罪名将其处死。费扬古对鳌拜痛恨不已,鳌拜又以怨望的罪名,将他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一并处死,家产籍没,给予都统穆里玛(鳌拜之弟)。费扬古一门惨遭家破人亡之祸。不过,鳌拜这次意图打击苏克萨哈的举动却失算了,直接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鳌拜没有想到却有三个不怕死的官员敢于违拗自己换地的要求。他对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三人极为恼怒,分别以苏纳海“藐视上命”、拨地迟误,朱昌祚、王登联“纷更妄奏”的罪名,俱论死罪。康熙虽然年幼,但心知苏纳海等三人并没有什么大罪,只不过是惹怒了鳌拜而被妄加罪名而已,于是召集辅政四大臣询问意见。鳌拜坚持要将三人处以极刑,索尼、遏必隆附和,苏克萨哈知道自己若反对极易惹火烧身,只好沉默不语。但小皇帝却有魄力,不允鳌拜所奏,只是批准刑部拟定的处罚,即将三人各鞭一百,没收家产。鳌拜公然无所顾忌,最终竟矫旨将三人处死。然后,鳌拜强行换地。看起来,他又一次阴谋得逞。实际上,这未必是好事,因为它在小皇帝心中留下的印象绝对不会对鳌拜有利。40年后,康熙还提起这次事件,很痛心自己当时阻止不了鳌拜等人的决定。他说苏纳海三人不仅不当杀,而且不当罪,这纯粹是一场大冤狱。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病死。这个索尼虽然在生前未能遏制鳌拜的势力,不过他临死前的一个动作却在其身后造成解决鳌拜问题的良好转机。这年,小皇帝玄烨已年满14岁。索尼上书请小皇帝遵循先帝顺治14岁亲政的先例,开始亲政。七月,康熙亲政,加恩辅臣,仍命佐理政务。皇帝已经亲政,自己又无法应对鳌拜的威胁,苏克萨哈便上疏请求解除辅臣之任,愿往遵化守护顺治陵寝。这个举动别有意味,那就是既然苏克萨哈已经卸任(此时他已经排名第一),那么鳌拜、遏必隆两人按理也应辞职。这一招触及到鳌拜的要害,可鳌拜却不想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于是鳌拜给苏克萨哈罗织了心怀奸诈、久蓄异志、欺藐幼主、不愿归政等24款罪名,提出应处凌迟、族诛之刑。康熙同样深知苏克萨哈并不该杀,虽然自己已经亲政,却仍然无力保全苏克萨哈一命。鳌拜气势汹汹,竟在御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最终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族。苏克萨哈的被杀,使鳌拜与康熙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几乎达到了令康熙不可忍受的地步。

至此,索尼已故,苏克萨哈被杀,四大辅臣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遏必隆,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虽然康熙已经亲政,但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并不想归政于他。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即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决定不露声色,于是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然后他召鳌拜入宫觐见。鳌拜此前常常出入宫廷,不是什么奇事。这次一召,他也就大大咧咧地来了。此前,康熙召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侍卫说: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大家说:“怕皇帝。”康熙于是布置逮捕鳌拜事宜。等到鳌拜入宫,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们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束手就擒,一代骁将就这样戏剧性地败在一群少年手下。

接着,康熙命议政王大臣等审讯鳌拜。大臣们审实后,宣布鳌拜30条罪状,应处以革职、立斩。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当时鳌拜请求觐见康熙,让康熙看他为救康熙祖父皇太极而留下的伤疤。结果,累累伤痕和对上两代皇帝的功绩,终于使他保住了性命。康熙也确实是念及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遂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其党羽或死或革。不久,鳌拜就在禁所死去。

忠臣时期

鳌拜不仅是战场上的一员骁将,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满洲亲贵在帝位继承上出现矛盾。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皇太极生前统领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而多尔衮自领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则拥立多尔衮。双方争持不下,形势极其严峻。

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手握重兵,成为这场皇位之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两黄旗的其他大臣索尼、谭泰等八人会集于豪格府邸,“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密谋拥立肃亲王为帝。鉴于当时紧张的局面,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卫门禁,以防不测。

八月十四日,代善于崇政殿召集会议讨论继承人选。鳌拜于当天清晨与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坚决拥立先帝(皇太极)之子,并命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作好了不惜兵戎相见的准备。当会议之中争论不休时,鳌拜与效忠于皇太极的一批将领纷纷离座,按剑而前,齐声说道:“我们这些臣子,吃的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的衣,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实际上是以武力威胁多尔衮不得觊觎帝位。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不得不作出让步,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同辅政。这一折衷方案最终为双方所接受。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当时正值李自成起义军一路进逼北京、即将推翻明王朝之时,满族统治者内部在帝位继承问题上互相妥协,有利于避免祸起萧墙的悲剧,也有利于清军适时入关,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鳌拜是黄旗的重要代表,当初拥戴豪格,继而拥戴福临,在稳定清朝内部的继承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多尔衮权势欲极强,也非常有才干。他摄政之后,党同伐异,擅权自重。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他的争位对手豪格及其拥护者。鳌拜本是豪格的坚定拥护者,又不阿附多尔衮,遭到残酷打击自是情理之中。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受到的大迫-害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迫-

第一次发生在顺治初年。顺治元年,鳌拜随英亲王阿济格征讨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立有大功。顺治二年八月,阿济格因为没有及时奉旨班师,而且谎报战功,受到处罚。阿济格顺治帝的叔父,为人粗暴,藐视小皇帝,私下呼为“孺子”。清廷谕令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会同护军统领鳌拜召集部众,将阿济格“称上为孺子”之语传示晓谕。谭泰顾及英亲王情面,没有照办。鳌拜也因听从了谭泰之言未奉行谕旨,结果不仅征讨李自成的军功不准议叙,还被罚银100两。后来谭泰又与索尼相仇,互相攻击,鳌拜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几被革职。

第二次迫-

第二次发生在顺治五年(1648)。当年二月,征讨张献忠大西军的豪格大军凯旋回京。参领希尔良因冒功邀赏一事遭到处罚,鳌拜也以勘察不实而被议处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三月,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后又包庇豪格的种种罪状。鳌拜诸人谋立肃亲王之事也被同时告发。多尔衮借此事兴起大狱,严讯诸人。最后,鳌拜以欲立豪格、与诸人盟誓等罪名论死,得旨罚锾(huán)自赎。四月,侍卫廓步梭又告发鳌拜在皇太极死时擅发兵丁守门,再次论死,改革职为民,得旨免革职。鳌拜虽以大功凯旋,在短短数月间却被论死两次,可见其所受打击之严酷、境遇之窘迫。

第三次迫-

鳌拜所受的第三次打击是在顺治七年(1650)。这年七月,多尔衮生病,暗示贝子锡翰,想请顺治帝亲临探视自己,锡翰遂秉承其意请驾临幸多尔衮却又以违令渎请罪之,并追究鳌拜包庇之罪,论死,后改免死罚赎、降爵。是年十一月,多尔衮死,顺治亲政。总之,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有功而无赏、无罪而受罚,三次论死,备受打压。

顺治亲政后,鳌拜可以说是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顺治闻知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忠心耿耿,遂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从此以后,鳌拜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和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应该说,鳌拜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顺年治十三(1656),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顺治十四年(1657)冬,孝庄太后(即皇太极妻博尔济吉特氏)病重,顺治朝夕侍侯。鳌拜也没闲着,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自己休息吃饭,深获顺治帝的赞赏。

综上所述,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当年曾一起盟誓的黄旗大臣这时早已分化瓦解,改变初衷转而投靠多尔衮者(如谭泰)大获好处。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梗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

人物生平

身经百战的巴图鲁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生年不详。伯父费英东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随其父索尔果投奔努尔哈赤,历任固山额真、众额真,天命建后金国前,位列五大臣之一。他英勇善战,曾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鳌拜之父伟齐,系费英东第九弟,而鳌拜又是伟齐的第三子。鳌拜的二哥卓布泰、四弟巴哈、六弟穆里玛以及叔伯兄弟图赖(费英东之子),都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在对明和对农民军的战争中效力甚多。但关于鳌拜五弟萨哈、七弟索山以及其他亲属的情况,历史失载,所知不多。

鳌拜一家之所以武功赫赫,当然是与当时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形势分不开的。费英东一家投奔努尔哈赤的时候,正值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走向抗明立国的道路。不久以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接着,他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打明朝的抚顺,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清(后金)战争的帷幕。此后,历经开铁、辽沈、宁远、松锦、山海关等多次战役,先后击败了明兵,收蒙古、降朝鲜,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终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鳌拜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一段错综复杂、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鳌拜尚未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即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

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显示出他勇猛无畏的性格,并从此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它十分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但硕托等进攻不利,皇太极又派阿济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鳌拜向阿济格表示:“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面!”于是他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然后举火为号,引来后续部队,攻下了皮岛。皇太极对鳌拜的表现十分高兴,提升他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以后,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崇德六年初围困锦州及攻克锦州外城时,鳌拜先后率护军击败明朝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崇德六年八月,松山明军突围,被鳌拜率部击退。接着,鳌拜又追击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获得大胜。于是,崇德七年(1642)六月,鳌拜又升为护军统领,即巴牙喇纛章京,实际相当于都统,即固山额真之职,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奠定了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这年底,他派阿巴泰率兵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鳌拜也随军作战,他曾在北京和山东三败明军,攻克四城,在密云附近大败范志完和吴三桂的军队。他以此次战功,再次被提升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此后,鳌拜便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的军队,直下湖广一带。顺治三年正月,鳌拜随肃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汉中打败贺珍以后,得知张献忠率军已到西充一带,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先头部队前往狙击,结果两军相遇,“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四川、贵州等地,屠杀大西政权的大小官员一千多人,基本上消灭了四川一带的大西军。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频,似乎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赏赉,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然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死去,由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为满洲贵族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皇太极生前对于继承人并未作出安排,所以他之死便引起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势力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资格继统者有三人:一是两黄旗系统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两白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一是两红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哥哥礼亲王代善,其中尤以前两者的争夺最为激烈。

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罪行时曾提到:“当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说明肃王豪格确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而鳌拜等是其坚决的支持者。在顺治九年审讯多尔衮余党时也提到,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人前亦述此言。可见当时不仅多尔衮是争位的另一有力候选者,而且也表明两白旗与两黄旗在继位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为寇仇。

有所作为的辅政大臣

福临去世后,其子玄烨即位,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享有盛名的康熙帝统治时期。但是,玄烨登基时不过是个年甫七龄的幼童,还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管理国家的重担便落到顺治帝遗诏指定、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暗中赞助的四位辅臣的肩上。

顺治帝遗诏云:“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

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尽管鳌拜在四辅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实与鳌拜个人的独掌辅政大权有关。在四位辅臣中间,索尼能文能武,顺治年间总管内务府,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在皇太极晚年才初露头角,能力有限。鳌拜虽然名列最末,但实际地位却与索尼不相上下。

输政初期,“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绝不像他的辅臣次序一样是最微小的,恰好相反,而是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这样,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五月的辅政时期的历史,实际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尽管福临接受了乃父的教训,在临死前把身后的一切安排妥当,但是留给皇位继承者和四位辅臣的却并非万事如意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艰难局面。一方面,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等抗清力量依旧存在,部分汉族地主仍然怀念故国,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财政状况十分窘迫。这样,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当时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此外,“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顺治一朝,党争不断,明代重用阉宦的恶习也继承下来,中央地方各级官吏不尽心任职,反而贪污受贿,行私中饱,吏治比较败坏。再者,顺治年间实行的一些恶政,如圈地、逃人、迁海等等,依旧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引起人民的不满。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

在这样的局势下,辅政伊始,他们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这些已表现出辅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但是,这些方针政策并不是“违背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复旧政策”。

鳌拜等辅政大臣十分重视正确处理满汉关系问题。清朝统治者在各方面“首崇满洲”,是其既定国策,无论是在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帝执政时期,还是在康熙八年(1669)五月玄烨亲政以后,这一国策基本不变。不管他们对汉族地主表示出多么友善,但一旦触及满族统治者切身利益,危及满洲贵族统治地位,他们重满轻汉的根本原则就充分反映出来了。鳌拜辅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鳌拜等在强调满族统治地位,清除明末弊政残余的同时,并没有在顺治朝满汉关系的格局上做更多的改变。

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下令将制度上“满汉分别、参差不一者,或前后更易、难为定例者”,根据“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但对“有今昔异宜、时势必须变通,有满汉悬殊、定例难于归一者,亦须斟酌至当,详明具奏”。这说明他们并不完全是恪守陈规,也讲究“变通”。如康熙元年谕都察院:“巡视茶马一差,近经部议,满汉兼差,已经奉旨准行。今思巡视茶马差原系汉御史,从无差满官之例,以后著仿照旧例,止差汉官,不必兼差满官”。表明其因事任人的原则。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鳌拜等认为其“责任重大,今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抬高其地位,尚书“入议政列”,并由满蒙人专任。这个改变并不能算作重满之举。

众所周知,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比较成功,是与理藩院的作用分不开的。因此,鳌拜等认识到,“理藩院职司外藩王、贝勒、公主等事务,及礼仪、刑名各项,责任重大,非明朝可比”,从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康熙亲政后沿用此制,雍正时还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正是鳌拜时期这一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奏销案”对江南汉族地主的打击是很大的,但纵观其来龙去脉,与其说这是出自清统治者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如说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是顺治朝打击南方官绅政策的继续,很难把这算作鳌拜时期“重满轻汉”的表现。尽管“奏销案”牵连过多,打击过重,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末农民起义较少触动江浙地主而造成的明末积弊犹存的缺陷,有利于巩固清政府刚刚建立的统治秩序。

鳌拜很注意吏治整顿问题。针对晚明遗留下来的弊政,鳌拜等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顺治十八年二月,他们借口“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革除内官十三衙门,“内官俱永不用”,为有清一代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辅政半月后,鳌拜等以皇帝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几,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要求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规定本章“不得逾三百字”。

数月后,又因各部门回复奏章时往往拖延,而“各部事务虽巨细不同,于国政民情均有关系,理宜速结”,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如仍前含糊迟缓,任意迁延,治罪不贷”。对各督抚奉命查处事件也按地方距京师的远近不同分为四类,制定限期,“违限者按年月处分”。后来还多次重申,“部院官员办理之事,皆关国政..如仍前因循草率,以至壅积者治罪

鳌拜等认识到,“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因此对各地督抚是否清正称职十分注意。康熙四年(1665)三月,曾谕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诸如私征强派,威逼驿站官役多派乘马支应,携带家人至任所入兵丁数内食粮,纵容奸徒恶棍扰乱正常贸易等,并下令对此严行禁止。同年十二月,鳌拜等又指斥督抚公然受贿,下令对他们从重治罪。康熙五年,四大臣欲每省差大臣二员,设立衙门于督抚之旁,以廉督抚。虽因方法不妥而未行,但却反映了鳌拜等整肃地方吏治的决心。

鳌拜在辅政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复经济。在鼓励垦荒方面,除了前述以垦荒对官吏实行考成外,政府也鼓励百姓承种荒地。顺治十八年六月,针对顺治朝以来所以无人承种荒地是因为“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的情况,鳌拜等听从河南御史刘源浚的建议,“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在国家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政府还发给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等数省投诚官兵牛种银两,给他们创造条件垦种田地,务农为生,这在以前是少有的。清初四川经济残破,鳌拜等亦接受官员建议,准许各地册籍有名无业或无名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对恢复四川的农业经济意义甚大。

鳌拜辅政时期经济上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由于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已在明末农民起义中为农民占有,清政府此举实际上就是向这些农民反-攻倒算,也就必然遭到后者的激烈反对而无法实行。康熙八年三月,政府下令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顺治末年,统一全国和巩固统治的战争虽已近尾声,但军事行动毕竟还一直存在,对经济恢复也有一定影响,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这段时间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停滞倒退,而且有所恢复和发展。仍以《清实录》中数字为据: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七年,人丁共增加228575;土地共增加145322顷;征银共增加114838两,平均人丁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一点七;平均土地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三点六;平均税银年增长率为千分之零点六二,可见土地年增长率超过税收银年增长率四倍多,这当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经济的恢复。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马上得天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其他三位辅臣也多次披甲从征,武功赫赫,有较长的军事生涯,但是,除了继续顺治朝以来的统一战争之外,鳌拜辅政时期却没有进行什么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与他们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作为相比,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康熙元年,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继立,在台湾以及金厦一带与清皇朝抗衡。由于郑成功死后因继位问题而发生内讧,郑氏政权内部矛盾异常激化,许多文官武将都对郑经表示不满。鳌拜等利用这个机会,对郑氏人员诱以高-官厚禄,招抚他们降清。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杨学皋来归,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二年,郑成功之族兄郑鸣骏被授遵义侯,族侄郑缵绪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封赐爵职之外,鳌拜等还重用这些人来打击郑氏政权,以示对他们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湾,统率水师的施琅、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无一不是郑氏故将。在清政权的“感召”之下,“自顺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陆续招抚伪将军、都督、总兵,并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二百九十员,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

从康熙元年十月以后到康熙三年十月,较大规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称作郑经“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员将领,还包括郑缵绪、郑世袭、郑芝豹生母黄氏、以及郑氏的“子侄眷属”,与他们同来降清的官员不下千余,军队百姓共有十数万,还有大量船只、盔甲器械等物,这就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

鳌拜等乘郑氏政权的内讧,又辅之以攻,派兵先后攻克金、厦、铜山等地。郑经退守台湾。康熙四年,“廷议罢兵”,并派慕天颜赴台谕降,力图和平收复台湾。但郑经却企图裂土割据,“请称臣入贡如朝鲜”,遭到辅臣的拒绝。康熙六年,施琅再请攻打台湾,因“朝议循于招抚”而未果。从此双方对峙,直到十四年后。

鳌拜辅政时期采取的“以抚为主”的统一方针,应该说对恢复经济、与民休息、缓和财政危机都有好处,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大臣冯溥为了“清心省事,与民休息”,还请玄烨“勿轻剿台湾”,继续鳌拜时期的政策。鳌拜等人的上述行动,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清初几个弊政的处理问题。顺治初年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危害的劣政,诸如逃人法、圈地与投充、迁海等等,在鳌拜辅政时期虽仍存在,但逐渐有所缓和。由于迁海政策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顺治十八年八月,辅臣曾下令对迁海居民“速给田地房屋..使小民尽沾实惠。康熙四年,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因海禁多有失业,鳌拜等遂允许令其捕鱼,以资民生。康熙七年,两广总督周有德报告当地沿海迁民,久失生业,建议于海口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此建议得到鳌拜等批准。康熙八年正月,奉旨尽弛海禁,这对沿海居民是有好处的。

顺治年间,由于圈地和投充等弊政,迫使大量不甘沦为农奴和包衣的人四散逃亡,顺治十一年“逃人几至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清廷便制订了更为严酷的逃人法,除捉拿逃人之外,还严惩窝主,牵连四邻,许多恶棍无赖又趁火打劫,使许多人身家性命难保。康熙三年底,专事缉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右侍郎马希纳也指出逃人法之弊害,请求“免提案内牵连之人质审”,以免“牵连多人”。

次年正月,鳌拜等历数逃人法之弊,认为“此等株连蔓引,冤及无辜,饿死道途,瘐毙监狱,实属可悯”,下令有关部门制定一个“逃人可获,奸棍不得肆恶,小民不受诈害”的立法。康熙六年,又下令各地政府对骚扰地方的解役和逃人严加管束,如有“同谋挟诈”之事,要治以重罪,对这些解役约束不严的官吏,也要“严治其罪,必不宽恕”。尽管他们把逃人问题看作与本族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不能根本改变逃人法,但由于注意了它的弊害并试图加以解决,使此时期的逃人问题日趋缓和。顺治年间两次大规模圈地之后,康熙五年,在鳌拜的直接干预下,京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圈换,这是辅政时期的一大弊政。

康熙五年,鳌拜提出,顺治初年,多尔衮为了自己利益,把镶黄旗应得的保定等府好地据为己有,而把正白旗的坏地换给镶黄旗,因此要求“呈请更换”。这一提议遭到正白旗户部尚书苏纳海等人的反对。苏纳海认为“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要求将此议驳回。虽然此事之起是由于八旗内部矛盾所致,但毕竟苏纳海的主张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发展。

但是,鳌拜恃威专断,不顾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人的反对,于康熙五年十二月确定“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该地二十万三千晌,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壮丁分内地、民地、开垦地、多土地、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又将永平、滦州、乐亭、开平民地酌量取拔”。从以上记载看,正白旗迁出后的十一万多晌土地是远远不够镶黄旗二十余万晌的需要的,其他就要新圈民地。而正白旗迁走的壮丁也并未迁往畿南即镶黄旗迁出的地方,反去新圈玉田、丰润、永平等府县的民地,这样,所谓换地实际上就成为顺治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圈地,给畿辅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尽管鳌拜等在两个月后“拨换地土将完”之时,下令“此后各旗有具呈请拨换者,概行禁止”。但是,鳌拜等人不顾百姓“扶老携幼,远徙他乡”之苦,不管“秋收之后”,蓟州、遵化等地“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的恶果,强行换地圈地,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也危及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实是祸国殃民的一大弊政。

功过参半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权倾朝野威风凛凛的辅政大臣、一等公鳌拜,被康熙帝玄烨捉拿问罪。造成这一重大案件的根本原因是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专横,他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玄烨的乾纲独断,而不是所谓的鳌拜欲图谋叛篡位。

康熙五年(1666)鳌拜利用圈换土地沉重打击了以正白旗为首的反对势力,他的势力急剧增长。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死。七月,苏克萨哈由于鳌拜的威胁而请求退出政界,往守先皇帝陵寝,被鳌拜定为不满康熙帝亲政的大罪,处死籍没。这样,康熙初的四辅臣中就只剩下一个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鳌拜的势力就在康熙六年到八年五月他被逮前达到了顶峰。从他个人来说,他被授一等公,并加太师(有清一代大臣加太师者,唯鳌拜与遏必隆而已);其子那摩佛承袭了二等公,并加授太子少师;其侄讷尔都尚公主,封为和硕额驸。就其集团成员而言,如班布尔善为大学士,济世为工部尚书,马迩赛为户部尚书等,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记,“在他(指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

但与此同时,玄烨个人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在鳌拜力主严惩苏纳海及苏克萨哈时,他已能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由于鳌拜势大而难以硬顶,但却更坚定了他清除鳌拜的决心。特别是鳌拜常常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甚至在玄烨面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极大地损害了玄烨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随着玄烨在康熙六年七月宣布亲政,鳌拜就日益成为他大权独握的障碍。因此,他在捉拿鳌拜的谕旨中称,“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又凡用入行政,鳌拜欺朕无权,恣意妄为,这对于一代英主玄烨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康熙八年五月,玄烨利用“布库游戏”擒捉鳌拜,结束了清史上的“鳌拜辅政时期”。从鳌拜的三十条罪状看,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有二十三条,不尊重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等有五条。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他权臣或朋党集团如明珠、索额图、年羹、隆科多及和珅等相比,鳌拜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又无恶性之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勃勃野心,反之却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对此,玄烨是很清楚的,他在捉拿鳌拜之后,只是将他“革职籍没,仍行拘禁”。

不久死去,时间不详。康熙五十二年,玄烨已到了晚年,犹记起鳌拜的功劳。一次,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其中特别提到,“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讳而不言者,当年捉鳌拜系不得已之举。雍正帝执政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并于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这些身后隆典,说明鳌拜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

鳌拜被擒

至此,索尼已故,苏克萨哈被杀,四大辅臣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遏必隆,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虽然康熙已经亲政,但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并不想归政于他。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即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决定不露声色,于是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这时康熙皇帝早已布好六连环计策,意在生擒鳌拜。